美狮贵宾会蒋余浩：包容性技术路线发展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我所讲的“包容性技术路线”指的是，提升劳动者群体、普通个人发展能力的技术实现路线图；这种技术路线是嵌入劳动生产过程的，而不是与后者脱节。我针对的问题是，我们最近几年讨论得比较多的，就是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的同时出现的增长停滞和不平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究其原因，现在的科技创新的技术路线是以一种孤岛式的方式存在于少数国家及少数先进的产业领域，它的扩展效益与扩散效益并不是特别显著。因此，我想提出一个在劳动生产过程当中推进技术进步的主张，也就是说，我们讲产业数字化、讲推动数产融合，需要从产业、制造业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讲，根据制造业发展的需求来创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先看看增长停滞的问题。在经济学文献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有一个叫做“生产率悖论”或“索洛悖论”的说法，这是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他1987年获诺奖那一年提出来的。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

　　以美国的数据来测算，很清晰地看出几个趋势，从1994年到2005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可以达2.8%，但是2005年之后，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4%，降了一半；全要素生产率也是有同样的趋势，1994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可以达到1.03%，而到了2004年之后下降到0.4%。这是增长停滞的一种状况。

　　虽然在最近几年，有很多对数字技术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辩解，说历史数据并不能预测未来，之前的生产率数据下滑，不能说明以后还是会持续下滑；但是，无论如何，美国的生产率数据表明了索洛当时提出的质疑是值得思考的，他当时说“到处都有计算机，除了生产率统计数据中”。IT行业的迅猛发展没有拉动增长，这是需要反思的。

　　此外，在科技创新当中也有比较强烈的不均衡的状态。这种不均衡主要是指科技创新分布的不均衡问题，而且它扩散的效益并不明显。大家知道，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世界制造业中心不断发生位移，很多时候是多个产业中心美狮贵宾会、多个制造中心并列，但是科技创新中心始终只有硅谷、纽约、伦敦等少数几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教育普及化程度比较高的欧洲看一下这种状况。研发强度比较高的地方，差不多也就是德国、法国以及北欧的一些国家和区域。而在其他地方，它的研发强度相对来说并不高，而且十几年的发展当中，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扩展效应。

　　按照OECD的一些统计数据，科创行业对于GDP的拉动效应，以及对于扩大就业也并不是十分理想。就收入来说，在过去十年，科技创新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增长速度是传统制造业的数倍以上。

　　根据拉佐尼克、邦维利安等学者的研究，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的盈利，占比较大的部分是通过股份回购，而不是通过创新；很多并购项目也是所谓“杀手型并购”，也就是把可能颠覆其商业模式和市场占有率的专利企业兼并过来，然后束之高阁。总之，科技创新的不均衡现象已经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同时对创新本身也形成阻碍。

　　关于前述生产率悖论的统计数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有一个解释，他说从1994年到2004年这十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所以能够有一个相对高的年增长率，是由于这段时间我们的数字化技术与大家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紧密连接，提高了生产和工作的效率，但是在这十年之后，这种增进效益就开始逐步陷入了瓶颈，不能更深入地变革既有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在2004年之后，整个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就开始下滑美狮贵宾会。

　　戈登由此提出批评：在过去十年间，计算机、软件、业务方法开始僵化为一套缓慢变化的惯例。现在如果说科创还是一种创新，它实际上跟我们具体的生产过程和具体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相脱节的状态。

　　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机器换人”，其实更需要深入具体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去观察，思考什么技能可以被机器替代、这种替代值不值得、人工智能或者其他自动化技术能为提高劳动能力做些什么？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专家诺布尔有部名著，《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详尽分析了自动化数控机床的发明和应用历史，指出后来流行的那种“编程-控制型”技术路线不但是不必要地排挤了熟练工人，而且对企业应对定制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而言，也非常不利。

　　最近几年，人文社科学者也跟着技术专家在鼓吹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但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在近期提出了“坏的人工智能类型”的问题，指出以盲目取代劳动力为目的的自动化技术路线并不是一种值得倡导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为了提振增长，需要发展的是提高劳动能力的人工智能。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在参与全球化价值链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虽然新技术驱动新产业发展和出口的效益日益明显，但是全球价值链并没有在这些国家扩大就业，也没有促成与出口相关的技术和组织效应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扩展；相反，由于新技术具有节约劳动力和节省资源的作用，因此它反倒削弱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非技能劳动力方面的传统比较优势。

　　而就全球劳动分工来说，新技术并没有改变旧有的全球劳动分工状态，它反而是一个固化了此前的劳动分工的过程。

　　具体来说，我们现在的全球价值链形成是基于产品内部的分工。它把产品自身的生产过程，即从研发到原材料加工，到零部件制造，到产品组装、销售这些过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进行分工，相互之间很难有一个技术扩散和组织效应的拓展，因此我们说新技术并没有改变旧有的全球分工。

　　这就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创事业发展的同时，它的少数科创企业一直把控科技发展方向、占大部分利润，它的制造业、实体产业开始空心化，工人失业，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抬头；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很难在全球价值链上有一个地位攀升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得补充一下，在这里面中国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外。如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指出的，从2007年之后智能手机开始进入全球市场，中国是依仗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加上安卓系统的开源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有一个攀升，但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意外现象。

　　我们怎么样去改变现有的技术创新与具体的生产过程和生活方式相脱节的状况？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提出的很多“互联网+”“数字经济规划”等政策，指向的是共同富裕下推动的数字经济发展。

　　习总在《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上面发表的那篇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里面特别强调了，我们的共同富裕是以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原则的，还专门说到我们“要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从这个表述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最近里面，关于共同致富的很多争议，比如所谓三次分配的问题，“一次分配靠市场，二次分配靠政府，三次分配靠社会”，这种理解可能和我们中央政策意图很不相符。

　　而且三次分配的说法，在理论上也存在很多的缺陷，现在西方世界整个不平等状况恶化得非常严重，充分说明了仅依靠进步主义的税收和支付转移措施，再加上慈善事业，难以改变现状。

　　简单地来说，我们的共同富裕强调的是，在一个人人都有参与机会、每个人的发展能力有所提高的基础之上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说从这个政策的指引下来讲，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上，我们必须要把数字技术作为一个包容性的技术进行一个改造和创新。“十四五”规划同时提出了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数字技术必须要和实体的产业进行深度融合。

　　大湾区有一些优势，因为大湾区有很强的制造业的根基，可以作为一个探索包容性技术路线的基地。在大湾区，佛山、东莞是传统的制造业基地，有很深厚的企业家传统；最近几年，珠海等地也逐渐发展起来，承接了一批迁入的中小制造业企业。

　　当然，传统的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在这个关键时期，需要政府与市场携手，通过制度创新去建立一些平台，帮助制造业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去发明和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在目前的实践当中，已有一些比较好的值得去推广的实践。比如，“华为云”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就是在努力推动数字技术融入到制造业产业当中。

　　前不久在安徽合肥召开的“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很多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家介绍情况，指出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压缩了企业管理流程、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和安全系数，效果相当显著。现在华为做的很多工业互联网主要还是针对一些大企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还需要一些制度创新的东西。

　　我想突出介绍一下3D打印的案例。我们经常讲的3D打印技术，专业名称是“增材制造技术”，基于这个技术搭建平台，可以有比较大的效果。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科技创新平台里面有几个大的平台，比如淘宝、美国的亚马逊，这一类型的平台都是消费平台。而我们现在做一个“泛工业”平台。什么叫泛工业平台呢？就是做一种在工业领域、制造领域当中的通用性技术的一个平台。

　　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门类繁多，相互之间很难有通用的技术知识。3D打印技术具有这方面的潜质，也就是3D打印可以把设计、研发、制造甚至销售整个过程缩减到一个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地点进行。当然，3D打印技术目前面临材料科学方面的突破问题，我们传统的制造业所需材料大概有1500多种，而目前3D打印能够制造的材料才几十种。

　　但这个技术的前景可能对我们提出的“包容性地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一旦有了这个技术为基础的泛工业平台，企业可以借此在无需扩大规模的前提下同时满足批量生产的需要与个性化定制的需求，从而为广大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更大的机会。

　　按照美国企业战略家Richard D’aveni的介绍，这种泛工业平台目前在美国已经有了发展。广州在周边地区也已经形成了一些3D打印的工业园区，可以进一步观察它们的发展。

　　探索包容性技术路线，需要我们更多关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自装配实验室”，来研究材料科学方面的创新，他们提出活性物质（Active Matter）的概念，即利用材料的性能进行新材料、新物质的生产。例如用快速成岛技术做港珠澳大桥的桥墩，这个技术同这个实验室在做的一些实验也有相关性。

　　对这一类型的技术，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对于制造业美狮贵宾会，对于很多产业的发展来说，仅仅靠现在流行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是不够的。因为一方面是做数字化、智能化的人未必知道制造业的需求何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本身门类比较多，具体的哪一个数字技术可以应用在制造生产过程中哪一个环节，不是非从业者能够特别清晰的能够掌握的。

　　因此，如果我们在大湾区做一个探索包容性技术，探索共同富裕的产业路线，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些制度创新，使得我们的科创人员能够深入这种制造业发展过程内部去，根据制造业发展的需求进行科技创新，我们需要这一类型新的制度的设计。

　　最后，强调一点，探索包容性技术路线也是一个有可能改变全球劳动分工的新型技术路线，因为借助泛工业平台，我们的工业、制造业企业可以在国内、在大湾区完成此前需要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劳动分工的生产过程。

　　我们知道，在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已经很明显地进入一个“有限全球化”的发展状况，产业链的安全是各国日益加强的经济主权所着重关注的问题。

　　探索包容性技术路线可以是以国家、以大湾区齐备的制造业产业门类以及深厚的企业家传统、庞大的市场规模为基础，同时开放性地吸引全球科创力量共同参与，围绕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具体需求探索新技术、新生产管理方式，有效构建“双循环战略”所要求的新发展格局。

　　关于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